原 因
（一）既有天灾，尤有敌祸，而敌祸是主要原因。日军为将华北作为侵华战争的可靠后方和供应基地，从1941年以来，在军事上进行更加频繁地、残酷地扫荡，疯狂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经济上加紧了封锁和掠夺，致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敌人从冀南战领区、游击区直接搜刮的款项每年约达20亿元，人均负担在350元左右。并抓走大量“苦力”、“劳工”，有些送到日本国，有些送到我国东北。至于临时性的出夫出差就更频繁了。据对巨鹿县的大韩寨、大吕寨、冀县的北冯村、新河县的西千庄四个村调查，平均每户每月出工六人次。敌人对根据地的多次扫荡都强征马车、民夫跟随，目的就是抢粮。当然牲畜、猪羊、鸡鸭等都不放过。经过一次敌人扫荡，群众就遭受一次酷劫。堂邑县西茉莉营村原有165户、979人，牲畜102头，房屋1200间。这个村先后被日伪军抓走失踪284人，被打死11人，房屋被烧935间，牲畜全被抢光。在灾荒中饿死212人，外逃460人，全村仅剩老弱12人在家吃树皮、树叶，有时吃死人。冠堂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耕地土质较好，敌人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在公路两侧挖大沟、修碉堡，制造“无人村”、“无人区”。40年代初期，冀南人民遭受的大灾荒，是由于天灾加敌祸，而敌祸是主要的。
（二）旧中国生产力水平很低，根本谈不上防灾、抗灾的能力和措施，因此，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当然，这是当时反动腐朽的政治造成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抗日政府无力也不可能大力组织群众兴修水利。在一般情况下，群众还可勉强渡日，一旦发生大灾，群众就必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三）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到1942年，战争已进行了四、五年。群众为了支援战争在“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钱出钱”的号召下，已经付出了很大力量。人人形容我们的八年抗战是：“小米加步枪”，俗语也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即是说在战争中对粮食的消耗更为突出。长期战争对粮食的过度消耗，群众的家底已相当弱薄，从而降低了人民群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一旦大灾来临，群众便陷入嗷嗷待哺的悲惨境地。
（四）根据地特别游击区，在基层政权建设上是工作薄弱环节，地主、富农在不少地方还直接或间接控制着村政权。他们在政治上欺骗群众，不认真执行改善民生的政策、法令；在经济上把一些负担和摊派不合理的加重在基本群众头上。大名县杨家桥区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根据地，当时有这样一个分析：全区共有34个自然村能够执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法令，而办事又公允的村政权也就是占半数左右。其他就属两面政权了，这些村既资敌，给敌人送粮送款，而对抗日政府应该负担的粮食、柴草、款项等，又不能因资敌而减免。重要的问题是：由于这些地方的村政权控制在地主、富农手中，他们把这些沉重的负担不合理的加重在基本群众头上，使群众生活平时就处于温饱线以下，遇上天灾，就难以摆脱厄运了。
救 灾
凶恶的日本侵略者，没有压倒冀南革命的人民，严重的灾荒也没有压倒冀南革命人民。在区党委、行署的领导下，一系列的救灾工作开展起来了。
（一）筹粮急赈。为了保障党政军民必要的供应和重灾地区的急赈，粮食的余缺调剂就成了当务之急，即是说从收成比较好的地方运粮到灾区是当时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粮食的调运，有的是在专区与专区之间进行；有的是在一个专区内县与县之间进行；也有的在一个县之内进行。各地政府多以粮秣部门为主，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了运输队。元城县组织灾民到黄河岸背粮，背回多少粮对半分，一半归背粮人，一半交政府供应军队和赈济灾民。企之县组织了运粮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约有100辆推车，每辆推车远距离可推100斤至200斤；近距离可推300至400斤。一趟运回粮食几万斤。一部分供应机关和军队，一部分作为急赈粮。区党委、行署、军区领导机关经常活动的四专区，运粮任务更繁重，当时四专署粮秣处设有运粮科，冯英同志就是那时的运粮科长，负责宏毅、清河、武北、枣南以及威县一带的运粮工作，从有粮地区往企之、临清交界的大屯一带运送。冠县、堂邑等重灾县先后从中心区运来急赈粮350万斤。仅冠县就组织小推车1050辆，运一次粮来回5天，每人可得粮30多斤，除自己吃外，还可养活一、二口人。在战争环境中，运粮工作十分艰巨，一般都需有部队或民兵掩护，才能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象部队行军那样，夜间行走，白天休整。回忆起有这样一件事：我们有几十人的毛驴运粮队，夜间走到冠县城南，正遇上出城扫荡的伪军，敌人误认为是黑马团来了，吓得敌人狼狈窜回城去。
（二）开展借粮，就地自赈。1943年3月6日，冀南行署发出借粮救灾指示，同年4月10日又颁发了开展借粮运动的布告，强调指出：本着团结抗战的精神，互助互济，共渡难关，借粮原为维持目前灾民最低生活，经这次借粮之后，一般不再发起借粮；借粮必须履行手续，并保证秋后本利还清，今后一切粮食均可自由买卖，但卖者不可囤积居奇，高抬粮价。各地借粮运动的开展都以村为单位，由支部领导，抗联出面，农会为主，政府调解的办法而进行的。一般是干部深入到村，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对地主、富农这些有粮户进行摸底，通过群众一再酝酿讨论，实事求是的提出被借粮户名单及各借出粮若干，然后召开被借粮户会议，说服动员。面对行署借粮的正确政策和灾民四处乞讨，卖儿鬻女甚至饥饿而死的惨状，通过一系列工作，有的地主、富农就主动早借出粮食。冠县抗日政府就表扬了桑阿镇一带韩家、槐木园村主动借出粮食7000多斤的韩学信、刘士洪等开明地主。但对多数地主、富农来说，总是一再讨价还价，对这些有粮户一般地进行批评说理外，对个别顽固地主，雇工明明知道他家有大批余粮，而对灾民见死不救。大名县黄金堤、南盘村都发生灾民成群结伙到这少数顽固地主家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不借出粮食不散伙，到吃饭时让地主管饭。灾民去地主家时还带着铁锹、撅头，再不借出来粮就动手挖。这些办法真灵，这样一来，顽固地主不仅把粮食借出来，一般地主、富农也不再讨价还价了。灾荒严重时，张越同志担任元城县长，他在南寺庄发动灾民借粮，引起恶霸地主xxx的不满，他勾结孙甘店碉堡的伪军，拂晓时包围了南寺庄，遭到张越同志带领一个班武装的抵抗。卫东支队闻讯由从善楼火速赶来解围，申镇中同志当时是二区区长，他也率基干队迅速支援。结果伪军狼狈窜回炮楼，张越有惊无险。事后把勾结敌人破坏借粮的恶霸地主xxx查明枪决了。
实践证明；行署的借粮政策很得人心，但必须发动群众方能贯彻执行。据17县的835村统计，共借粮327万斤；冠县桑阿镇就借粮4万多斤；莘县30个村借粮2.5万斤，代食品5594斤。在救灾上起了很大作用，有效的解决了灾民一时的吃饭问题。
（三）始终把恢复农业生产放在首位。人们都明白：地耕种不好，下季没有个好收成，将使严重的灾荒延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从根本上摆脱灾荒，在大旱期间采取以工代赈大力发动灾民因地制宜的兴办水利。即是说政府管吃、群众出工疏泻新旧河道并开渠引水。冀南全区约挖土方500万方，仅鸡泽、永年、曲周等10个县新增水地3万多亩。行署还拨出一批粮食奖励打井，大旱期间打新井一万多眼。这些新增的水田都及时抢种上早熟作物，有效地缓解了灾荒的破坏程度。1943年8月普降透雨后，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贷口粮、贷籽种、贷牲畜，组织一切人力投入抢种。能种晚秋的就种些晚秋作物；并适当地种些瓜菜，以便早种早收早接口。但主要的是抓紧秋播小麦。行署先后向各地贷麦种190万斤，还拨出救济款3000万元支持群众种麦。当时各级党政机关的人力、畜力、包括宋任穷政委在内，都去帮助群众拉犁下种。不仅要求做到适时下种，而且要求少留棉田，不荒土地，尽可能扩种、多种。这就给来年顺利渡过灾荒打下了物质基础。
（四）副业生产抓得狠。副业生产能现赚现吃，可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所以传统副业和新项目做到了一齐上。冀南是产棉区，历史上广大妇女擅长纺线织布。许多县把棉花贷给群众，把生产的土布收上来，运到外地，换回粮食。一匹土布可赚回杂粮30斤。宏毅县群众有织毛巾的技术，开始时一家一户的进行，后来在妇女救国会的号召下，组织起生产合作社，很快在全冀南发展到3600多个。请来外地师傅，改装织布机，提高纺织技术，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率。生产的毛巾土布不仅销往临清一带，还远销到太行、太岳根据地。把赚的钱买回粮食。纺织这项传统副业在冀南地区具有普遍性，各地还因地制宜开展了熬硝、淋盐、制碱、养殖以及开四坊，编草帽辫等。灾区饿死那么多人，留下的孤儿无人管，行署收养起来，也没有粮食养活。当时行署有位参议，名叫郭栋臣，威县人，他向行署要些棉花，纺成线，搓成绳，编成网，领着孩子到荒地里捉兔子，就这样，靠吃兔肉养活50多个孤儿。面对灾区严重缺粮的情况，群众在开展生产自救活动中，除参加政府有组织的运粮外，自己筹措一点本钱，自愿结伙，向冀鲁豫收成好的地方买些粮食运回来，既供自己吃，也出卖一部分。这种生产自救的贩粮活动相当普遍。当时大名北部沙疙瘩、东司庄一带村村都有不少人贩粮。为支持群众生产自救活动，政府先后发放救灾贷款20万元，救济粮89万斤，急赈棉49万斤，代食品5.7万斤。
（五）精兵简政，节衣缩食。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党政机关一再精兵简政，减少单位，合并部门，减少工作人员，严格控制脱离生产人数。军区也决定缩减部队规模，将七个主力团改编，抽出编余人员4070人，除将3800人退伍、入学外，其余另行分配工作。精简后，军区司令部只保留4个科，11名干部。军区要求各县游击队再行整编精简，规定：县基干队60至120人，区基干队15至20人为限。军区还命令全体指战员每人每日节约小米由原来的一两增至二两。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六）移民就食。对实在无法渡荒的灾民，当地政府印发了灾民证，介绍他们到收成好的地方去就食。行署指示接收灾民的地方政府要做好接待并适当分配到各地。当时元城、大名县一部分灾民移到成安县；四专区一部分灾民移到任县、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