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在中国近代灾荒史上，1875年（光绪元年），山西、河南、直隶、山东、陕西等省的部分地区发生较为严重的旱情。次年旱区范围和干旱程度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到1877年，旱情发展到顶峰，形成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一个记述这次大旱灾的碑文则云：“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春三月微雨，至年终无雨，麦微登，秋禾尽无，岁大饥。……人食树皮草根及山中沙土、石花，将树皮皆剥去，遍地剜成荒墟。猫犬食尽，何论鸡豚；罗雀灌鼠，无所不至。房屋器用，凡属木器每件卖钱一文，余物虽至贱无售；每地一亩，换面几两、馍几个，家产尽费，即悬罄之室赤无，尚莫能保其残生。人死或食其肉，又有货之者；甚至父子相食、母女相食，较之易子而食为尤酷。自九、十月至四年五、六月，强壮者抢夺亡命，老弱者沟壑丧生；到处道谨相望，行来饿殍盈途。一家十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八、九。少留微息者，莫不目睹心伤，涕洒啼泣而已。”1941年至1943年，当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残酷、最艰难的岁月，冀南、冀鲁豫、鲁西北等地区，却发生一次类似的大旱灾。晚清和40年代初期这两次大旱灾，虽然受灾的地区和范围不尽相同，但受灾的严重程度却难分孰轻孰重。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对冀南地区1942年的大灾荒，作一梗概的回忆。

灾  情

1941年冀南地区开始出现旱情，夏秋两季均有不同程度的歉收。这年秋播种麦由于墒情不好、干旱较重，有的未能下种，已经播种的麦田，有的未能出土，有的虽已出土，但多系小苗、弱苗，而且缺苗断垄情况比较普遍。这年一冬几乎没有降雪，入春又没有降雨，致使1942年的小麦又严重歉收，甚至绝收。在那些土质和水源条件较好的地方，每亩还收几十斤，在高岗易旱地方，连籽种也收不回来。临西县西倪庄农民葛庭录种小麦15亩，只收了一大斗（ 40斤）。大名是冀南的重灾县，这年大部麦田颗粒未收。当时，人们的唯一愿望是下场透雨，种上秋，使秋庄稼有个好收成，作到夏粮丢了秋粮补上。然而，1942年的旱情向广度和深度持续发展。有的河道断流，井水干涸，大地龟裂，秋季的原野，赤地千里，罕见禾苗。冀南全区约有884万亩耕地未能播种，南官县231个村庄中，就有107个村属“无苗区”。那时入秋后的大名、广平一带白地茫茫，一望无际。那些播种上秋庄稼的地方，一般没到结籽就枯死了，即使有点收成也寥寥无几。面对如此严重的旱情，秋播小麦又落空了，由于人们看不到来年麦收的指望，所以人心更加动荡，思想越发浮动。

由于旱灾的连续性和严重性，从1942年开始，除少数地主、富农外，广大群众普遍缺粮，掺糠拌菜，勉强维生。连草籽、棉籽、野菜、树皮、草根都成了争抢的食物。同时出现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破产渡荒。群众把家中能够变卖的衣服、桌凳、犁耙，以及拆毁房屋上的砖瓦、木料等都弄到集市上出卖。一切售价极其低廉，唯有粮价高昂得惊人。有一次，我也在集市上买了一床被面，买后深感有愧，回头把被面退给卖主，退货也未索钱。事虽小，但记忆犹新。贫下中农出卖耕地的相当普遍，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的耕地约有50%；中农耕地下降也有30％。冠县田村因灾荒出卖耕地的占总户数85% 。

1942年秋后尤其是1943年以来，灾荒发展到顶峰。糠菜、树皮吃光了，野菜很难找到了，家中能变卖的卖得差不多了，再卖也找不到买主了。这时群众断粮、断炊的现象普遍发生。由于饥饿所迫，人人面黄饥瘦，骨瘦如柴，都挣扎在死亡线上，逃荒、卖儿鬻女、饿死人事件到处发生。先是青壮年下河南、闯关东，继尔扶老携幼，抛家离乡，成群结伙外逃。清江县东小屯有60户，逃走40户。邱县就外逃3667人；垂阳县有些村外逃人口占2/3。大名、元城重灾地区每天每村均有外逃和饿死者，元城县一区有一时期每天每村死亡者5至10人。清江、企之、邱县、广曲四县至1943年4月上旬已饿死4941人。垂阳县段芦头一个集日倒街而死者30多人。巨鹿县就饿死5000多人。临西县西倪庄卖儿女就有27户。宋喜一家人7口，三个儿子，2个女儿，宋喜和两个女儿先后饿死，其妻将大儿卖掉，带着两个儿子去逃荒，因小三尚在喂奶，抱不动他，出村不远把他丢在路旁，带着小二下了河南。临西县务头村张富林一家6人，张将两个女儿卖到邢台一带农村，一个儿子随他人外逃，张不久饿死，其妻搂着吃奶的幼女连饿带冻死在破屋里。1943年7月1日，冀鲁豫三专区所辖的堂邑、莘县、清平、冠县、朝北、卫东六个县划归冀南区，当时这一带灾荒尤为严重。堂邑县外逃人口达2/3。冠县桑阿镇一个小孩死后，被袁菜庄王xx烧着吃了，杜庄的牛xx，曾吃过三个死人。冠县东部大花园头、烟庄等33个自然村饿死11000多人；桑阿镇一带63个自然村饿死21000多人。出现“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屋内、村中、路旁到处都可看到尸体，呈现尸横遍野，户无烟炊，狐兔出没，一片荒凉。逃的逃走，死的死去，当时冠县至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涉及1000多村庄，约40万人口。形成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1943年8月初，又遭到罕见的飞蝗灾害。蝗群飞临，遮天盖地，把残存的庄稼、野草一扫而光。至到8月5日，持续两年又七个月的大旱喜逢透雨，冀南全区旱象解除。但部分地区降雨连绵又遭水灾。日伪军乘洪水上涨，将运河、滏阳河、漳河大堤掘开，致使有些地方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可谓雪上加霜，愈加闾阎之苦。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旧中国已成为规律。 1943年8月普降透雨，旱象解除之后不久冀南全区自北向南、由东而西霍乱病普遍流行。当时缺药少医，加以对疫区未能封锁，对患者也未能隔离，因而蔓延十分迅速，死亡率相当惊人。曲周县东王堡村150户病死600人，馆陶县榆林、法寺、来村，10天病死370多人，威县南胡帐村170户病死210多人；邱县梁二庄300户病死400多人，20多家成了绝户。又一次出现“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当时我在大名县黄金堤一带组织群众防病、灭病，亲身参加清理室内腐烂的尸体。

总的说来，这一次大旱灾面积之广、程度之深，实为1877年以来所罕见。当时冀南全区原辖6个专区、48个县，这次大灾荒波及每个专区，只是受灾程度有轻有重而已。受灾最重的县有大名、元城、清江、邱县、企之、广曲、清河、垂阳，冀县、巨鹿、宁南、新河、馆陶、曲周、永肥、邯郸、肥乡、广平、武邑等。据不完全统计：冀南全区饿死人数约20万人，外逃人数达100多万。如果把冀鲁豫后划归冀南的六个县加上去，重灾县起码应加上冠县、堂邑、莘县，饿死和外逃人口也必然会大大超过此数。尤其是伴随着大旱灾而来的霍乱流行，这项死亡人数并不是个小数，有些地方混淆在饿死人数之内，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统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