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春堂，男，1953年1月出生，共产党员，大专文化，原籍大名县沙圪塔乡东屯村。1971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县政府干事，县团委秘书，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刑警队副队长，杨桥镇政府镇长、党委书记、经委主任，县政府经济协作对外开放办公室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民族宗教局副局长等职。研究大名民俗文化，作品多次发表于报刊。
沙梦弼（1903-1972），字德月，回族，经名尤素福。河北省大名县南关二铺村人，出身宗教世家。少年时曾在临清、天津、北京等地求学，从师有名的阿訇习读阿拉伯文伊斯兰教经典，写得一手阿拉伯文的好书法。1930年4月在北京牛街礼拜寺挂帐毕业，先后在山东、河北、广州等地任教长，培养了数名"海里凡"（阿訇接班人）。1937年在邱县陈村当阿訇，当时正是日军侵华时期，他目睹中国人民流离失所、忍饥挨饿的惨景，连清真寺也被糟蹋。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义愤，激起了他抗日的决心。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阿訇的身份和自己在回族群众中的威望，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在他的动员下有的青年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的第一线，有的参加了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不屈不挠地与敌人展开了斗争。他参加了由党领导的当地“回民抗日救国会”，并担任了宣传股股长。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深入回族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组织抗日武装力量。
1943年他在山东莘县张鲁清真寺当阿訇时，正值抗日战争反攻阶段，他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当地党组织发起的“回民抗日建国会”，并担任这个会的主任。他利用清真寺阿訇的威望，在回民聚居的地方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提出抗日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幸福、美满、独立自主的新中国，那时候我们回族人民就再也不会受苦受穷了。
在长期的清真寺生活中，他有机会广泛阅读了一些经文和阿拉伯文著作。他刻苦学习，努力钻研，花费了整整十年的心血，克服了重重困难，编写了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中阿词典》。
1952年，他由威县调到保定市卫街清真寺当阿訇，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积极地为党为新中国工作。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衷心地拥护，积极地宣传。
1953年至1954年，他先后当选保定区、市人民代表，又当选河北省人民代表。他高兴极了，经常深入到户，征求群众的意见，把它收集、整理成提案，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向政府反映。1953年8月27日，《河北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我对选举和普选工作的感想”一文。1954年6月27日《河北日报》头版刊登了他深入群众工作的照片，反映了他领导回族群众学习新中国第一个《宪法》的情景。同年7月31日《河北日报》又一次刊登了“人大代表沙梦弼深入到户征求意见”的工作照片。
1952年9月他参加了少数民族观礼代表团，赴京参加了国庆观礼。9月30日收到毛泽东主席的请柬，下午七时，应毛主席邀请来到怀仁堂参加国庆盛大宴会。毛主席送给他一份礼物— — 一套呢子中山装和一双皮鞋。毛主席的请柬，做为珍品，至今还保存完好。
1953年，他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伊协委员。
1953年10月，他参加了贺龙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朝鲜慰问期间，他每天晚上用手电筒照明写对志愿军、对朝鲜人民的感想。回国后，他把材料整理成了一篇诗歌，题目叫《情不自禁地歌唱》，副标题是赴朝慰问记，1954年在《河北文艺》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为了改变回族人民的经济落后状况，他在保定发动组织回民群众进行生产劳动，先后组织了“回民服装组”和“回民被服厂”，使大批回族青年就业。
由于在保定工作成绩显著，不仅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而且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和重用。1954年，他调到广州，任光塔寺教长，广州是祖国南方的重要城市，与香港和澳门接近，华侨和港澳同胞较多，外宾来往频繁。他在广州除了处理好寺内的事务以外，还要做接待外宾的工作。广州有3000多名穆斯林，有四座清真寺，每逢“主麻日”（星期五），穆斯林都要聚集在光塔寺礼拜，听阿訇讲《古兰经》。他对经文有很深刻的理解，对伊斯兰教的历史、教法和教义很精通，在北方清真寺讲经赫赫有名，可是在广州由于语言不通，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怎么办？他下决心学习广州话。学一种方言对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困难很大，他克服一切困难，把要讲的稿子用阿拉伯字母拼成方言。一字一句的揣摩，反复练习，天天如此，毫不气馁。有志者事竟成，果然在一次“主麻日”讲经时一鸣惊人，广州穆斯林大吃一惊，说：“沙阿訇刚来广州不久，用广州话讲经真了不起。”
在广州他先后多次接待了来自埃及、叙利亚、苏丹、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也门等国的穆斯林。向外宾宣传我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为在国际上交更多的朋友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5年6月，他从广州接到通知，国家让他出国访问，参加由郭沫若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世界知识》杂志1955年6月报道了世界和平大会的盛况。这次出访回到北京还没来得及休息，他又参加了由达浦生阿訇为团长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赴沙特阿拉伯朝觐。在代表团出国前夕，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全体成员。总理在和代表团座谈时，拿起出国名单问：“哪位是沙梦弼阿訇呢？”他站起来回答：“总理，我就是。”总理说：“你是伊斯兰阿訇，你回答一下，伊斯兰教的五大天命是什么？”他答道：“五大天命是：念、礼、斋、课、朝。我们今天去朝觐就是五大天命之一。”总理满意的点头笑了。
1955年7月由国家组织的新中国第一个朝觐团来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在朝觐期间结识了不少穆斯林朋友，很多是未建交的国家。沙特政府当时未与我国建交，但是对我国朝觐团很重视，当时的费萨尔国王用了最高礼节，在王宫接见了全体成员。
朝觐完毕后，1955年8月代表团又访问了埃及、叙利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受到这些国家政府和穆斯林的热烈欢迎。在埃及，巴库尔宗教部长亲自去机场迎接。在印度，他们向“甘地陵园”献了花圈，还在德里清真寺做了礼拜。在巴基斯坦，到拉乎尔城清真寺参观。这些国家的主要报纸都发表了代表团的新闻和照片。
1956年1月15日，他在广州应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记者的邀请，谈赴沙特朝觐观感，并身穿沙特国王送给他的阿拉伯大衣，由记者拍照，香港这两家报纸均发表了长篇文章和大幅照片。
1961年国家第二次派他去麦加朝觐，1964年任副团长第三次朝觐。三次朝觐都圆满的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1956年他当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进会理事，1957年当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州市分会副会长，1957年11月当选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主任。根据中央的需要，1962年3月19日调北京，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1963年11月当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1964年11月，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又当选中国阿富汗友好协会副会长，他被列为国家的高级干部。在北京的五、六年间，他多次陪同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外宾，多次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当时的中央级报纸不断的报道他的外事活动。
文革期间，他和其他领导人一样受到了迫害。文革后期恢复职务。1970年他和丹彤同志以伊斯兰教协会负责人的名誉最后一次陪周恩来总理接待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
正当他重新为党工作的时候，得了重病，国务院安排他到北京友谊医院住院治疗。但癌症已到后期，住院两年多，于1972年11月22日凌晨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69岁。
1972年11月26日，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统战部、中国伊协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丹彤同志致悼词，对他的一生做了很高的评价。追悼会后，遗体安葬在北京西郊回民公墓。
（据《大名县回族志》和县伊协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