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清朝的男人，脑后都要留条发辫儿。可能是说明，脑后有辫子的人，都是清朝的臣子，都应执行清朝的法规，都应忠于清朝的皇帝。辛亥革命时，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及其拥护者们，都剪了辫子、或剃光头、或留个“文明头”（背头、平头、学士头）。这就说明革命者不但要在思想意识上革清朝的命，就是在装束上也不能留有一点点清朝的痕迹。因此，清朝就说脑后没留辫子的人，都是叛逆。特别是“保皇派”头子张勋，对革命党更不客气，见了脑后没留辫子的人就杀。而革命党人见了脑后留有辫子的人，并不“就杀”，但对他们自然会流露出敌视和鄙视态度来。况当时，革命在直南的势力相当雄厚，有些不

是革命党的人，也自动的铰了辫子。只有那些顽固守旧派，清朝的旧官吏和正统观念严重的人，感到十分不安，左右为难。当时在我们这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铰辫子没法混，铰了辫子怕张勋。”辫子倒成了革命与保皇，进步与顽固的标志了。

随着时代的变化，发辫一天一天的少下来，光头一天一天多起来。一九三七年，只剩下那些思想僵化的人不铰了。可他们外出时，多把辫子藏在帽子里。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夏天，大名县长马润昌为了彻底肃清清朝残留的迹痕一一发辫，以视察苗情为名，在卫东西付集召开了个村长大会（当地的乡坤等实权人物也自动参加了），进行了一次巧妙的剪辫战斗。他没坐汽车，没骑马，更没派军队保护，只带了两个护兵，穿了便衣、坐黄包车悄悄进了西付集。

绅士们为了讨好县长，在大庭广众面前给县长拉拉近乎，借以高抬自己的身价，使人们惧服，早在饭馆里准备了多桌上等酒席和礼品。身穿白夏布大褂，头戴“法国盔”毕恭毕敬地到马县长临时休息的树下来迎接，争着向县长问安道乏，点头哈腰，往里相请。来到会场，见桌上摆了许多酒、烟、糖茶和几个头号大西瓜。没等县长坐下，头号绅士亲自递烟、倒茶、切西瓜。二号绅士在外圈乱转，三号“绅士”站的老远观看。这时马润昌不耐烦的瞪了他们一眼说：“去去……这是干什么？！买这么多的东西，钱是哪来的？不是自掏腰包吧？”他又低声说：“吃的都不瘦！像肥鳖一样！”绅士们不但没达到原来的目的。反遭到如此的奚落，只好唯唯而退。

这时，马润昌看了一眼坐在会场上的村长们，头顶草帽，身穿粗布短衫，是些老实巴脚的庄稼人。他笑咪咪的问：“大家都热不热？”“不热！”村长们明明热的满身是汗，反说“不热”。 “好！既然不热都把草帽摘了，好不好？”“好。”村长们见县长先摘了草帽，一个个也都摘下来。这一摘，辫子可藏不住了。马润昌故作惊奇的说：“怎么还有人留“猪尾巴”呢？铰了，铰了。”两个护兵早从背后下了剪子。不一会儿，十几条“猪尾巴”都变成了“秃尾巴”了。被铰辫子的人都害了怕，没辫子的人却哄堂大笑。有人伸出大拇指说：“嘿！是官精似民！”马县长接着说：“剪了好，既卫生，又不误工，还不出人身事故……”讲罢话，连口水也没喝，更没吃一块甜滋滋的西瓜，坐上车子就回城走了。回城的路上见辫子就铰。我七十多岁的聋二大伯的辫子就是这次被铰的。经过马润昌最后一次的“扫荡”，辫子基本上被消灭了。到我抗日政府成立后，根本没有，也不用再做这项工作了。

注：猪尾巴是对清朝人脑后留的发辫的蔑称。

                                                              (大名文史资料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