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祖父去世时，我才两岁，还不懂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上了学，师范毕业后又参加了工作。这些年来，有数不清的人向我诉说了祖父的事，我也对祖父的生平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祖父是抗战时的干部，五十多年了，老人们回忆起来还热泪盈眶。我愈来愈怀念祖父了。

一

祖父学名张鸿藻，字玉斋，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5月18日生于大名县和固村的一个贫苦家庭。我家祖辈都是普通的农民，耕读传家，勤劳节俭，到曾祖父时才稍有宽余。曾祖父是个明白人，很早就把祖父和叔祖父送进了私塾，希望将来有个出头之日，以解脱农民苦难的命运。祖父自幼才思聪敏，勤奋好学，除参加劳动外，一心扑在学习上，被私塾的先生认定是将来必定有所作为的学生。到后来，祖父做的每篇文章，先生都当作范文讲给其他学生。1920年，为了便于深造，祖父就读于离家五十余华里的大名第一高等小学。

大名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历朝道、府、县治所在地，人口集中，城市繁华，外地求学者甚多。大名第一高等小学便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在这里，祖父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受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接受了民主思想。从“四书五经，三纲五常”到“白话文、民主科学”，不能说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他和同学们一起谈论新思想，交流见解，畅谈中国民主革命的出路。当时，青年教师王捷三（原名王乃敏、又名王老贯，大名县程道仙人，早期共产党员，已故。）对祖父影响最大，是祖父民主思想的启蒙老师。祖父在他引导下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和报刊，这是祖父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和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1924年，祖父怀着满腔救国的热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大名第一高小。随后在学校参加了工作。1925年秋，祖父从大名回到家乡，在本村创办了第一所国民初级小学。

祖父平常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布置的作业必须按时完成，不能迟到早退，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但是，他从不要求学生读经，背死书，对学生的态度也很和蔼。祖父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传播民主革命的思想、宣扬男女平等，鼓励学生冲破封建礼教，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遇到学生有什么困难，总是尽力相助。他经常对成绩较好的同学说：“中国的老百姓很苦，国家也处在灾难之中，你们要奋斗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被迫停办。十余年间，祖父的学生约一百五十人，大部分受祖父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成长为一大批优秀革命干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张跃三（新乡军分区副司令员，已退）、张秀峰（大名县政协副主席，已退）、张冉斋（西南军区政治协理员，已故）、郭殿延（江西省干部训练班主任，后任绍兴纺纱厂第一书记，已退）、潘可丰（大同矿务局总工程师，已退）、潘庆章（郑州国绵三厂党委书记）、郭玉民（长沙军分区正营级干部，后调河北省公安厅，已退）。

除教书育人外，祖父还经常同劳动人民一起劳动，向他们宣传民主思想。                                

二

1937年11月14日，大名沦陷。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广大农村一片混乱，兵匪横行，会道门名目繁多，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祖父耳闻目睹了日寇的滔天罪行，强烈的爱国激情迫使他东奔西走，到处寻找救国的途径。

1938年秋，祖父开始在老五区做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底，解蕴山组建大名县抗日政府，并任县长。王捷三同志任五区区长，起用祖父为区助理。1940年5月李向哲、李大磊、郭养之等同志组建“元城”抗日民主政府，李向哲任县长，王纪明任秘书。县政府成立后．李县长遂调祖父到县政府粮秣科工作，当时王香圃同志任科长。

1942年，王香圃到第一区任区长，祖父随任一区区助理，当时张明远、李新德都在一区。后来，祖父又到四区任区助理，李敬民任区长。

在几年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中，祖父向别的领导干部学习，在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工作经验，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的抗日干部，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保护了家乡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当时后营村（我村西四里）有“钉子”，各姓固（我村北三里）有大股土匪，我村西南地也有“钉子”。他们勾结起来，经常进村骚扰，屠杀我抗日军民。祖父是周围村庄有名声的抗日干部，敌人早已恨之入骨，经常活动在我家周围，梦想抓住祖父。但祖父那时从未回过家，才免遭虎口。

1943月3月，元城县张樾县长和陈毅秘书特派优秀抗日干部到冀南干校培训，首批就是祖父和陈焕三同志（到干校后不久，因病回家）。当时，冀南干校校长吴涛，教导员有王杰、贺资等，队长罗进。干校活动在曲周一带，处境十分紧张，敌人的“钉子”很多，不远就有一道封锁线，干校师生的生命时常受到威胁。祖父到干校后任班长，带领其他干部认真细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领会党中央的抗日政策，严格要求自己，在学员中起到了表率作用。

三个月培训期满，祖父又在干校做了一段工作。后来，组织上决定祖父和高凤山（南和县人）等同志仍回卫河以东根据地工作。当他们行至曲周马庄“钉子”南边时，突然从青稞地里窜出一股日伪军，走在前面的祖父和高凤山同志不幸被捕，残遭毒打。祖父身负重伤，右耳后面的脑骨被损伤。

听父亲说，祖父在外面工作时，他才四、五岁。祖母缠过脚，不能干农活，生活非常艰难，经常饿肚子，有时吃些树叶草根充饥。那时，家里只有两间破草房，空荡荡的，没有一点生机。最困难的时候，祖母不得不蹒跚地走十几里路在外当雇工，给人家做饭换一点粮食，才勉强使饿得面黄肌瘦的父亲活了下来。祖父在那几年从来未顾及过家。

三

敌人把祖父和高凤山押到马庄“钉子”上，逼迫他们承认是共产党，并说出党和抗日政府的机密。祖父不说，敌人就用皮鞭抽，用棍子打，直打得皮开肉绽，全身血肉模糊。由于当时正值酷夏，敌人便让祖父他站在太阳下暴晒。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伤口，疼痛难忍，由于几天没有吃饭，多次昏倒。后来伤口烂了，祖父强忍着非人折磨和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没有得到一字口供。祖父在马庄被审讯一个月后，转移到候村（约半个月），后来又从候村转移到曲周看守所。

在曲周看守所里，敌人仍然每天拷问祖父，并派汉奸说，只要祖父说出共产党的下落就可以当官，享受荣华富贵。祖父立场非常坚定，当场揭露了日本鬼子的利诱，谴责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行，把汉奸骂了一顿。在这里，祖父和其他同志每天只能吃二两豆皮，饿得耳鸣目昏。五十多天后（大约是八月），祖父和高凤山同志被转移到石家庄南兵营。不久，高凤山同志被日本鬼子迫害致死，为国捐躯了。祖父被敌人多次审问，一无所获。两个月后，日本侵略者把祖父捆绑好扔到闷罐车上运到塘沽港，从塘沽上轮船运到了日本，然后被送到日本一家煤矿当劳工。

在日本煤矿，中国劳工很多。他们吃不饱，睡不好，工作量每天达十五个小时。初到时，正是冬天，祖父被冻得浑身打颤，手脚都肿了，身体受不了繁重的劳动，加上头上有伤，常常头痛。不久，祖父病倒了，敌人不让休息，祖父就强忍着痛苦干活。他知道，这时候不能送死，要斗争下去，回到祖国，把日本帝国主义轰出中国，使中华民族强盛起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每次下了工，祖父都出神地仰望着西方的天空，仿佛看到了中华儿女在为祖国浴血奋战。煤矿里几乎没有什么安全设施，劳工受到炮震、石头砸，经常在生命线上挣扎，屡带血伤，大部分劳工非死即残。1944年冬，祖父被石头砸在了头上，几个同胞把他抬出来后，已血肉模糊，昏迷不醒。整整八天，祖父才醒人事，喝了一点粥，幸亏他们精心照料，祖父才得以生存下来。抗战胜利后，祖父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家乡。回家后，一家人抱头痛哭。

四

祖父回国后，郭养之县长曾三次慰问祖父，要祖父重新到县政府工作，无奈祖父身体已残，头部又有重伤，时常头痛，已不能参加工作。郭县长高度评价了祖父在抗日政府所做的工作，当郭养之同志问到祖父有什么要求时，祖父摇了摇头，说：“现在国家很困难，我不要照顾，我干革命不是为了要报酬。”祖父连一张残废证也没有向政府要求。最后，郭县长给了一些小米，作为祖父的安家费。

后来，社会主义高级农业合作社成立了。由于祖父经常头痛，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曾祖父年老，也丧失了劳动能力，家中九口人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家境非常艰难。在这种困苦的情况下，1972年，祖父不得不写信给张鹤亭、贾英、申镇中、张秀峰、满庆章等老同志，谈及此事（现仍存祖父手稿）。不幸的是，祖父在1973年病逝了，享年六十七岁。

虽然祖父过早地离去了，我还不曾记得他慈祥的面容，每当我听父亲诉说祖父的时候，我仍是禁不住掉下泪来。

听父亲说，祖父临终时对他说：“你年龄大了，不行了，一定要让孩子继承我的事业，献身于国家。”父亲没有辜负祖父的寄托，在家庭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把我们都送入了学校，并经常用祖父的话督促我们学习。我在父亲的勉励下，考上了师范，现在也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了。祖父如果知道，该是多么的高兴啊。

安息吧，祖父！

                                                              (大名文史资料第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