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阔，原名李朝仕。一九一九年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一个地主家庭。于阔的父辈望子成龙，光耀门庭，但于阔却走了一条与他们意志相反的道路，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辍学，参加了当地我党领导的抗日工作，不久被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九三八年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毕业后，坚决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华北前线冀中军区工作，一九四0年春来到十分区地委机关，在宣传部任干事。
于阔同志身材魁梧，黑红的脸膛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初到地委机关时，穿的是陕北老乡式的破绽百纳的棉袄，带一顶破帽子，特别引人注目。于阔在宣传部主要从事文字工作，有时也到区县检查指导工作，这对于总是向往着火热斗争生活的他，显得有些不适应。所以，他经常和同志们流露“不满情绪”：“我们抗大学员毕业时，个个要求上前线，想不到来到了前线却又留在机关。一九四0年夏，雄县县委成立后，他一再要求去雄县开辟抗日工作。后来，在他的再三恳求下，地委决定让他到安次县工作，任一区区委书记。他不计职务高低，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于阔到安次以后，正是环境异常残酷的时期。县城里的敌人纠集各据点的伪军频繁扫荡。一九四零年，县大队在大北市被三百多敌人包围，伤亡很重，各区小队所剩也不过三、五个人，地方干部多数隐蔽了起来，白天不敢出来活动，个别意志不坚定分子还投敌当了汉奸。敌人在加剧“扫荡”的同时，还新建了不少据点，一部分村被敌所迫相继建立了伪保甲政权及保甲自卫团，到一九四一年春各村普遍建立了这种伪组织，这对我们的工作构成了很大威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智勇双全的于阔来到了这里，开始了工作。他先找一些隐蔽起来的干部了解敌情，分析形势。那时，伪保甲自卫团遍布全县，敌人妄图利用自卫团，拒我进入，借以断绝我与群众的联系，于阔认为，目前亟待解决的就是自卫团问题， “掌握不住自卫团，我们就站不住脚”。并进一步提出了对付自卫团的办法：又拉又打。
首先，于阔同志大胆决定在日军据点东栗庄村召开伪乡、保长和自卫团长会议。当时，来参加会议的人都很胆小，怕人民政府给他们戴上汉奸帽子。但于阔同志非常讲究斗争策略和方法。他对来参加会议的人说：“你们在座的诸位都不同程度地为抗战卖过力气，有过功劳，政府是知道的。敌人反复‘扫荡’，你们出来应付敌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人民政府是理解的。”在分析了形势之后，他机智地地话锋一转说：“但是你们不要因为一时乌云压顶，就认为八路军不行了，就甘心当汉奸办坏事，应看到抗战终究会胜利。大家不要因一念之差而前功尽弃，后悔莫及。他又说：“你们应付敌人，但是不能真给敌人干，明里给他们干，暗里必须给人民政府干”。于阔的一席话，给与会者吃了定心丸，接着，于阔同志一边询问敌情，了解群众情绪，一边和大家商量对敌斗争的方法，会场立刻变得活跃起来。不少人说了心里话：“谁愿意替日本办事，‘资敌’是没有办法的事，不然的话，全村都得遭殃”。
这次会议后，干部和群众对抗战胜利真正有了信心，更明确了斗争方向。不少自卫团头头被我们拉了过来，也有那么一些死心踏地效忠于敌的汉奸，于阔对他们采取了镇压的方法。罗官屯有个董林昌，亲日最坚决，召集会议他不来，给八路军征公粮他也不给，我们的队伍进村他就打，于阔同志便把他列为打击对象。因他防守严，行动诡密，我们的队伍抓了他几次也没抓到。后来还是于阔出了个主意：“咱抓不到他，叫敌人抓他”。他便通过邮局给董林昌写信，信的大意是：“你给我们送的子弹，药品收到了，”然后，于阔又通过在县城做敌工工作的同志，利用关系到日本宪兵队告发他。日宪兵队立即把董林昌家包围了，果然搜出了信件，便把董绑架到城里，借敌人之手，惩治了这个坏蛋。中马庄有个刘德元，是自卫团的头头，他看到我们力量暂时薄弱了，便威胁团丁不准与八路军往来，还经常往县城跑向敌人报告我们活动的信息，于阔安排了几个战士，在刘德元去县城的路上等候，待这汉奸回来时就将其处死了。随后，我们又连续处决了几个铁心给敌人办事的自卫团头头，为民除了害，狠狠地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当时的汉奸，听到于阔的名字，都闻风丧胆。在消灭这些汉奸的同时，我们还在各村选派了可靠的人当自卫团头头，这样，自卫团组织就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一九四0年冬至一九四一年秋，通过使用“又拉又打”的斗争策略，凡是于阔同志工作过的地方，两面政权基本形成。于阔作为在敌占区坚持斗争的一个基层领导同志，为了在险恶的环境中站住脚，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把党的政策和当前的斗争实际巧妙地结合起来，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方法，为我十分区以后促进两面政权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九四一年秋后，第三联合县成立，安次县划为一联区(包括水清县城东一带至安次的平津铁路线)，地委决定任于阔同志为第一联区区委书记。原安次县县长李桂芳同志任联区长。做为区委书记，哪里斗争艰苦，他就出现在哪里，安次的许多农村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同志们形象地称他是“满天飞”。
水清县大占村(属一联区)，位于永定河套，沙地多，树桁子多，便于隐蔽打游击，区干部也常来这一带活动，这里成了一联区的秘密根据地。一九四二年春节刚过，二月十二日(阴历正月初六)这一天，于阔和其他区干部又来到了大占村，照例驻在堡垒户王晋家里。白天一天平安无事，到了晚上，于阔又开始和区干部们一起研究工作。大约到了夜里十点左右，忽闻街内有狗叫声。原来是有坏人告了密，驻韩村据点的几十个伪军把这个堡垒户包围了。
当时区长李桂芳等都迅速冲了出去。而当时只有一个名叫杨凤桐的同志正在睡觉，于阔不忍心抛下这个同志，待将他唤醒时，已经耽误了时间。敌人包围了他们所在的这套东厢房。于阔见势危急，已经冲不出去了，就和杨凤桐与小杜同志与敌人展开了搏斗。后来，敌人越来越多，四周房子上都趴上敌人，形成了三面包围，另外杨、杜两人都受了重伤不能继续战斗，只剩下了于阔一个人，他机警地跑到外间屋的锅台后面把自己掩护起来。然而，敌人凶残的子弹雨点般密集，很快就把门打烂了。于阔见门坏了，料定敌人会下房进屋，他又跑到锅台上面，准备打“开门战”，不料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了胸膛，于阔倒在了血泊中。当时，于阔的神志还清醒，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翻了一下身，把枪和揣在腰里的文件包压在身下，(文什包中有我党的机密和许多革命同志的名单)鲜血浸透了文件包……于阔临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想着如何保护党的秘密，怎样保护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全。
于阔同志牺牲后，乡亲们都非常难过，大家说:“老于那骨头最硬，那才是真正抗日的呢!”他的不幸，是三联县的巨大损失，使一联区失去了一位有胆有识，德才兼备的好领导。于阔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英雄事迹却激励着后人，他那崇高的民族气节鼓舞着后人。
让我们再听听于阔讲过的话，来缅怀这位革命先烈：
“我的家境并不贫寒，上大学我上得起，当纨绔子弟我有条件，为什么我需要豁出命来抗日呢?这就是一个人要爱他自己的祖国，不能眼看着大好河山和父老姊妹们任人践踏。国难当头，每个人都应该保持民族气节，这是我们的责任哪!”
摘自《廊坊英烈•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