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14日，我刚从河南进行商业政策的调查研究回到北京，正伏在案头赶写报告，电话铃响了，是刘今生同志打来电话说：“张越同志‘走了’。”随后又接到杨清华同志发来的讣告：“张越同志于1995年11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84岁。定于11月22日上午9时在北京医院殡仪室向张越同志遗体告别。”张越同志病危时，我去河南未能见上一面，理所当然我要去医院殡仪室为他送别。22日那天，我很早就去了。一看到覆盖党旗的遗体，老泪夺眶横流，思绪万千，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
张越同志的遐迩名声，大名县一带的人们早有传闻。1941年初，刚把丁、陈顽军打跑后，他调任漳河县任县长。漳河县境基本就是原大名县的老二区，地处冀、豫两省交界边陲。不仅日伪活动猖獗，而且是有名的“土匪窝”。张越同志在恶劣环境中，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紧紧依靠群众，英勇地对敌展开斗争。这年夏，张越同志调太行山学习，他虽然在漳河县仅有半年时间，但桩桩对敌斗争的事迹至今令人传扬。
1942年9月，张越同志在太行山学习结束回来，又调他到元城县接替李向哲同志任县长。当时元城县的武装力量是卫东支队，李大磊同志任支队司令员，张越同志兼任副司令员。张越同志任元城县长两年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一方面日伪军反复地向根据地“扫荡”、抢掠、增修炮楼、公路；另方面在冀鲁豫、鲁西北，尤其是是冀南大范围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而元城县又是敌祸天灾交加的重灾县。张越同志到元城县上任伊始，群众吃糠、吃菜、断粮、断炊就普遍发生。由于饥饿所迫，人人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挣扎在死亡线上。次年春、夏荒期间，逃荒、卖儿鬻女、饿死人事件触目皆是。最严重地方出现“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张越同志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并没有向困难低头，遵循党的指示，勇往向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气概，他一方面发动灾民到黄河岸背粮，另一方面就地向囤积居奇的地主借粮。有这样一个事例，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张越同志在后寺庄发动灾民向地主借粮，引起恶霸地主×××的不满，他勾结孙甘店“炮楼”的伪军，拂晓包围了南寺庄，张越同志带领一个班的武装进行顽强抵抗，在寡不敌众危机之际，卫东支队闻讯由从善楼火速赶来解围。申镇中同志当时是二区区长，他也率基干队迅速支援，打得伪军狼狈窜回炮楼，张越同志有惊无险。
我同张越同志正式接触，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1945年5月14日，在我军一系列凌厉攻势的打击下，盘踞在大名古城的日本侵略军弃城向安阳方面抱头鼠窜，大名古城宣告解放。当时领导上考虑大名所处的战略地位，为积累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决定将大名列为解放较早的县城，而建立大名市。张越同志被任命为首任市长，我是市委委员、市政府秘书。大名古城被敌蹂躏长达七年半之久，解放后疮痍累累，百事待兴，在那忙碌的日日夜夜，市委开会我俩坐在一起共议大事，市政府工作更是在张越同志直接领导下，由我负责全面具体实施，因此市政府并没有设副市长。这期间由于朝夕相处而结成亲密无间的战友。
张越同志的党性观念、群众观念以及发扬民主、遇事走群众路线的作风是很突出的。我是当地人，张越同志一方面放手地让我大胆工作，另一方面他拿不定主意的问题总是先征求我的意见，当然我也主动向他介绍情况。我记得在张越同志主持下，有几个科长参加议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前市政府工作千头万绪，主要应该抓什么？大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一）我们四面受敌包围，为防止敌人卷土重来，应该坚决立即拆城。（二）镇压极少数作恶多端、不杀难以平民愤的敌特
和汉奸。（三）大名老革命较多，必须妥善地安置烈军属。
（四）大力恢复并发展工商业。（五）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张越同志把这些问题又进一步具体化以后，提交市委讨论研究一一得到实施。总之，市政府那一历史阶段的工作成绩和收获，是同张越同志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积极负责的工作态度紧密相联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最终由中国胜利而结束。但国内并没有实现和平，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暴发了全面内战。在国内形势大转折过程中，1946年春，大名县、大名市合并后，张越同志根据党的派遣，先后任军调处安阳、永年、邯郸等地执行小组的秘书、少校参谋、中校正代表，以及沟头、沧县救济总会分联会联络处主任。张越同志在这期间多次出入敌穴，不畏艰险，机智勇敢，有谋有智地同美代表偏袒的国民党一方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大名县跑到安阳的一些逃亡地主，听到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中包括张越同志来安阳执行任务，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下进行骚扰破坏，而张越同志却一直表现出遇事不惧，沉毅镇静的非凡风度和气势。
1948年11月，张越同志调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任秘书室主任，他到职不久，就提出调我和隆尧县长路遥同志到民政部工作，经领导批准后，正式向冀南行署发出调令。当时我在一专署任办公室主任，组织上业已决定调我到清平县任县长，我正准备上任之际，忽然又接到行署转来调我到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工作的调令。下级服从上级，组织上安排我北上，撤消了去清平县的任命。专署的马车把我从临清市送到威县行署驻地。使我最难忘的是：由于调离冀南地区，王任重同志陪我吃了一餐饭，以表欢送之意。经过多天的辗转跋涉，才到了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驻地的平山县。
我同张越同志已分离两年半之久，这次异地重逢，彼此欣喜之情不言而喻。张越同志任民政部秘书室主任，我调来任秘书，我又一次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人民政府由平山迁入北平，民政部驻在西交民巷银行工会。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基础和前身，是制订政策，发布政令的最高政权机关。张越同志在这里工作期间，充分发挥了他的领导艺术、政策水平和组织才能。由战争转入和平、由乡村进入城市，他一直保持着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我在他身边工作，当然受益匪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即过渡为国家机关，民政部同时过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这年12月，张越同志由内务部调外交部。历任西欧和非洲司副司长，驻埃及大使馆政务参赞，又先后任驻索马里、苏丹、意大利三国大使。张越同志在外交战线几十年来，认真执行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
张越同志是馆陶县人，他由于在抗日战争中长期在大名县一带工作，同这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不可分的关系，他把大名视为第二故乡。张越同志与王任重同志在北京住处很近，他俩生前有一次谈及大名县工作问题，王任重同志曾说：原来在大名县工作过而现在又很关切那里情况的老同志，可以组成一个顾问小组，不定期的去大名看看，听听情况，出点主意，但切不可影响县领导班子独立自主地工作。张越同志把王任重同志这一想法曾转告我，并征求我是否愿参加这个顾问组。我表示：有人唱主角，我愿跑龙套。这个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虽然不了了之，但从此可以看出张越同志多么关切大名。张越同志很清楚：大名在历史上是个消费城市，商业较繁荣，然而没什么工业可言。要想使大名经济振兴，人民生活改善，必须根据当地的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地上生产项目。张越同志一面打算利用他长期在国外工作的有利条件，引用外资上生产项目。他在这个问题上曾献计献策，呕心沥血。凡是大名有什么问题找到他，他总是尽力而为。《大名文史资料》、《金奉公路》闪闪生辉，苍劲有力的题字，都是经过张越同志找到薄一波、宋任穷老领导分别题写的。陈镇亭、郭广运、王博亚等老同志都为党、为革命作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晚年都背着这样或那样的沉重包袱，张越同志在驻意大利大使卸任回国离休后，多次与有关方面联系，尽心竭力设法解脱。这类事例不胜枚举。总之，张越同志在耄耋之年，仍为大名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操劳奔波。张越同志溘然辞世而去，思念之情梦牵魂绕，哭诉打油诗几句，以志哀悼。
光明磊落一身正，廉洁自律尤出名。
战争硝烟不畏险，建设时期更忠诚。
外交战线一将才，独立自主立场明。
优秀党员堪楷模，老泪横流送英灵。
(大名文史资料第8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