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有密切联系。志与史可谓同源异流、殊途同归，既有共性，又各有特点。上古史、志不分。方志发展过程中在内容、体例方面吸收了史书的不少特点，有着基本相同的治学要求和编写原则，都有资政的作用。从内容和体例看，可谓史中有志，志中有史。志又为史提供资料，“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但史、志有别，不能以史代志，其区别在于： 

（1）史重于鉴，志重于用。史通过历史现象的分析研究，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直接总结经验教训，供人们借鉴。志只根据事物内部要素和外部条件的关系排比资料，供人们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供决策使用。 

（2）史书纵写，志书横排。“史是一条线，志是一大片”。史纵志横，即史以时间为经，纵向论述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志则横分门类记述各方面情况。史、志均有纵横，但史以纵为主，志以横为主。史重史观，史论结合，褒贬分明；志重史实，重资料，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史难在分期，志难在分类。 

（3）史书有叙有议，志书述而不论。史书是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将作者的研究所得在书中阐发，所用资料不多，往往用概括的语言叙述史实，叙议结合。作者可以站出来说话，褒贬分明。志书是从调查得来的大量资料中，经过整理鉴别，分门别类，按照事物发展的脉络排比资料，寓观点于记述之中，不直接褒贬，坚持述而不论。在中国最早的史书之一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有许多论述的事例，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开头第一句便说：“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在这个句子里便用了一个“良”字，这便把廉颇这个人物先作了肯定的评论，这是为下文论述廉颇与蔺相如两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埋下了伏笔，以便于故事情节的展开，这就是史体。而志体在写人物时，不能先把人物写上“伟大”、“优秀”等按语，而只是把人物的具体事迹写出来，为社会为人民做了哪些贡献，或者做了哪些不利于社会和人民的事情，这就叫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4）史书“详古略今”，志书“详今略古”。古人有“史远而志近”的说法。史重过去，志重现状，所谓“隔代修史，当代修志”。史书往往是当代人写前朝史，褒贬分明，当代人写当代不好写，要写也只能从略，只能是详古略今；志书则不同，它是资料性著述，本地人写本地，当代人写当代，资料可靠，必是“详今略古”。 一般来说，史的范围较专、较约，志的范围则较广、较博。 以上种种区别，决定了史书和志书成书方法的不同。史书借助文献资料或考古所得，可由少数人完成，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近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都是一人或数人写成的。志书则不同，不仅靠文献，大量资料还要靠调查、采访、搜集所得，且内容极为广泛详尽，涉及各行各业，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兴师动众，有各部门合作和专人负责才能完成，所谓“众手成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