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总体反映，不同于部门和行业所反映的某些事业，因此，对时期的划分在志书中应该统一，如果同本志书中出现了几种划分和记述，就会对志书的整体质量造成影响。在志书编写中，对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划分，是一个不可避免却又难以统一的问题，既常见而又容易被忽略。在已经出版的一些志书及一些正在编写的县志中，划分方法不统一，表述不一致，读后总有一种语言文字不精炼、时期划分不确切的感觉。如“解放前”和“建国前”；“文革时期”和“十年动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八五”计划和“八五”计划时期等等。这些表述在志书中使用频率极高，但由于用法不统一，就显得很乱，读起来感觉不顺畅。

在志书编写中还有两个常见的问题应该注意避免：一是在涉及“文革”的内容时，把所有不易掌握史料的、不便反映当时客观状况的部分或章节，笼统以“文革”代之，把失败或错误、落后或问题都归咎于“文革”，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文革”；二是在写到现实状况和发展成就时，都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政治会议作为帽子来戴，把所有一切好的、成功的成绩与经验都归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在修志工作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势：即“‘文革’十年是个筐，什么问题都能装”、“三中全会是个帽，凡是成绩都要套”。照这样去写志，难免会有违史实，形成一种“方志八股”。过分突出 “政治”色彩，或是以此来回避本应记述的内容，这就不能科学地和历史地去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就不能辨证地去客观记录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方志的史料价值，在已出版的志书以及正在编写的志书中，这个问题很容易被忽略。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编写这类内容时千万不要习惯性的、想当然地去加以评论或用定性式的语言去修饰，一定要遵循志书体例和存史的要求，避免掺杂撰稿人及总纂者的个人感情色彩和思想观点。  

纵观已出版的志书，凡涉及到1978年以后的情况，较为常见的写法全是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等，屡用不止。其实，有的地方完全可以直接使用年号，有的地方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过渡即可以解决，大可不必一概戴上这个帽子。解决好了，可以避免志书的“一事多说”和“主观归类”现象，保证志书资料运用准确，表述客观。有的用多了，用滥了，读起乏味，不客观，不科学，志书就会显得不严谨。这是体现志书文字能否流畅、叙述是否简明得当的关键问题。对修志人员而言，能否处理好这个问题，既是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高低的体现，也是文字能力和把握运用资料能力的体现。切不可自以为是，盲目听从，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犯经验主义的毛病。这类问题只要在凡例中加以说明，志书纵写行文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