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名府关帝庙

大名府关帝庙坐落在道前街路北（现人民剧院），座北南向。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初在南城门外瓮城内。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因大名道台熊恩绂在道署被杀。继任道台龙舜琴采纳堪舆家建议，西移道署，费时一年将道署旧址改建为大名府关帝庙。

大名府关帝庙旧貌无存，建筑示意图志书缺载。结合柴续昌等知情人回忆，参考有关文献，可知大名府关帝庙建筑概貌如下：

关帝庙大门系牌楼式木质建筑，三孔门，四根立柱，架着横梁，上为斜架斗拱。镶嵌木质透雕饰物，顶为绿色釉瓦，古朴典雅。东偏有一座焚字楼。正北是二门三间，左右两间内各塑有一匹赤兔马，赤兔马旁站立一位马童持缰而立，两马一个耸耳瞠目似侯主人召唤，一则扬蹄甩尾似欲奔驰，造型精细，神态活现。二门北是座北南向的戏楼，戏楼前东西各有五间配殿。戏楼下面是二道过厅，有四扇木质透花隔扇将二道过厅从中分隔成前台后台。后台三大间是化妆室，前台广开三大间，东西十二米，南北宽约六七米。戏楼大门不经常开放，在戏台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角门供人出入。前台上方悬一匾额，上书“世事是式”。戏台东西两侧各建有看楼八间。看楼是敞篷式砖木结构，前有木棂护栏。正殿广开六楹，外面有栏杆围护。自戏楼前台中间有一条砖砌甬道，宽丈余，高出地面约三尺，隆起如脊，直达正殿，甬道两旁有专砌的花池高约三尺。正殿造型是前鼔栅后大殿连锁式建筑群，宽约十二米，深约十五米。鼔栅西侧高木架上架有一面牛皮大鼓，鼓面直径1.3米。东侧用粗梁支架悬挂一口大铁钟（现在石刻博物馆），人称“关庙大钟”，钟高2.49米，口径1.47米，重3.06吨，上下裂一长璺（音同“问”），声音不破，撞之仍远闻数里外，系明朝万历年间铸造。大殿正中塑有关羽坐像，玉冠绿袍，黑髯金面，闭目捻须，威严端庄。左有关平，顶盔贯甲，悬剑捧印，面目微笑，栩栩如生；右有周仓，乌盔皂甲，手持大刀，怒目而立，神情肃然。另外还有赵累、王甫像。殿中还悬挂数块匾额，如“亘古一人”、“威震华夏”、“赤日千里”、“万事人极”等等。民国成立时，议建武庙，正位左祀关羽，右祀岳飞，东序配以张飞等12人，西序配以赵云等12人。关帝庙改名为关岳庙，春秋两祀，设木主为位。正殿东侧有一道观——吕祖庙，供奉吕洞宾，有数名火工道人驻持，管理庙内一切事务，兼做一些道事。

关帝庙现存文物除大铁钟外，尚有清咸丰帝手书“万事人极”御匾，匾高1.06米，宽3.46米，字体为颜体，用切边剃心刀法刻制而成，匾额上部嵌一方篆字“咸丰御笔之宝”大印模刻，此匾制作精细，字迹苍劲，刀法洗练，是件难得的艺术精品。

民国时期，关帝庙东院改为电话局，西院为商务局。1951年，为繁荣群众文艺生活，拆除关岳庙，改建成人民戏院。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改建成人民剧院。关岳庙还与大名的革命运动有关，我县的五卅运动、五女师学潮等均在此地发起。

2、大名府文庙

位于城内县前街路南，始建于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占地一万多平方米，进入民国后作为大名县简易师范校址，现为实验学校所在地。四至清楚，原建筑无存，泮池等填平，幸存碑刻运到大名县石刻博物馆保存。建筑示意图有清乾隆《大名县志》、咸丰《大名府志》所载文庙图存世，可一睹大名府文庙丰采。

文庙坐北朝南，中轴对称布局，整个建筑以大成殿为中心，南北成一条中轴线，左右对称排列，由南向北依次为：文庙最南端应该从小南门说起，小南门门上建有奎光阁，在小南门东南城墙外的炮台上建有文峰塔，这些都是明嘉靖年间大名兵备道陈大宾，为了使大名府文风鼎盛而开辟的。但小南门的开辟有碍大名城的风水,不久，就被堵塞。堵塞小南门后，在小南门北建万仞宫墙(照壁），在照壁东西两侧各开一个门，东为“圣域”门，西为“贤关”门，进入民国后，将照壁改建成一个大门，木质瓦顶牌楼式建筑，宽约十二米，设三个门，高约八米，分三层。

大门正北是泮池，深三米，周围六十米，上面横跨三座石桥，泮池呈半月形，池旁有井，专供祭祀孔子时沐浴盥洗之用。泮池乃古代学校的水池。周代天子之学为“辟雍”，诸侯之学称“泮宫”。辟雍有水环绕，泮宫之水只能半之，为半圆形，称为泮池。泮即为半。古时凡新入学的生员都要在当地官员带领下，从棂星门入孔庙，登桥跨泮池，进入大成殿礼拜先师孔子，然后到明伦堂拜见教官，这个入学仪式称为“入泮”。

泮池栏湾环如带，与小南门上魁星阁上下相映，东瞻文峰塔，大名府胜景文峰夕照就是这里。新考取的秀才，需要从泮池中间的小桥上进入大成殿祭拜，这就是“入泮”，其他人等只能从泮池两侧绕过，泮池两侧有历次重修碑记等石刻。

泮池正北是棂星门，门为石质瓦顶牌楼式建筑三楹，东坊门上书“德配天地”、西坊门上书“道冠古今”，两侧各有房屋三间。棂星门正北是戟门(即大成门)，戟门有两个角门，东为“金声”，西为“玉振”。两门旁为斋宿所各三楹(间)，石刻林立院之左右。戟门北有甬道直达大成殿，在戟门外边，东侧是乡贤祠，西侧是名宦祠。

大成殿是文庙中最主要的建筑。宋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赵佶取《孟子·万章下》：“孔子谓集大成；集大成也，金声而玉振之也。”下诏“辟雍文宣王以大成为名”。自此，天下文庙不论大小皆有大成殿。大成殿坐落在一米多高的砖石砌成的月台上，月台四周是石雕透花围栏，每三米是一个石质立柱，立柱上雕刻有石狮子。大成殿五楹，左右两侧各十五楹，殿内有孔子、四配、十二哲塑像。孔子塑像居大成殿正中，身着帝王服装。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末期鲁国人。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字、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封建社会被尊称为“孔圣人”。孔子的学生有三千，著名的有七十二人。“四配”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子思、孟子、曾子、颜子，雕塑分列在孔子两侧。十二哲即十二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哲人。此外，大成殿内还有祭孔祭器、礼器、乐器陈列，有烛台、爵、镫、笾、簋、豆、硎等祭器、礼器，牛、羊、豕三牲俎，以及祭孔时演奏中和韶乐的编钟、搏钟、编磬、特磬、琴、瑟、箫、笛、埙、鼓、祝(起乐之器)、敌(终乐之器)等乐器及指挥乐舞场面的麾、节等。殿前有宽阔的拜台，可观赏场面盛大、古朴典雅的仿古祭孔乐舞。清代以来，大型祭孔活动，每年两次，时间为每年仲春上旬丁日和仲秋上旬丁日。

大成殿前面庭院宽敞，松柏森森，是当年建庙时种植，解放前夕被砍伐。大成殿东侧还有一座龙头阁，用砖石砌成高台，高台周围60多米，在台上建有重楼，高出云霄，与小南门上的魁星阁遥相呼应。大成殿在1933年夏，被河北省立第十一中学修理，作为学校图书馆，并在大成殿后建筑四间洗漱室。

大成殿后是明伦堂，堂五楹，坐落高台之上。“明伦”二字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故而，明伦堂是儒者讲习、倡明人伦道德之所。明伦堂是文庙内专司教育之职的场所，体现了文庙的“庙学合一”。秀才要先来这里学习，祭拜先师孔子，然后就走进道前街的贡院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自明朝以来，科贡题名榜于明伦堂两壁。斋房十二楹，左为“进德”、“日新”，右为“修业”、“时习”。

明伦堂大殿山墙上有一方珍贵碑刻——朱熹写经碑。朱熹写经碑，又名“朱子太极石刻”，位于大名县石刻博物馆内，原碑书于南宋乾道丁亥(1167年)年，朱熹撰文书丹，蔡元定刻，行书擘窠字体，立于常州府，即现湖南长沙市，元仁宗延祷己未(1319年)废毁。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大名府督学畿南按照南宋传下的“原碑”拓片重新翻刻“朱熹写经碑”，最初镶嵌于大名府学“明伦堂”大殿山墙上，1986年迁至今大名县石刻博物馆。碑砂石质，高1.8米，宽2.9米，厚0.3米，重4.2吨，座为丰槽角基。

朱熹写经碑文如下：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融。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朱熹书，蔡元定刻。

碑文系摘录《易经》一段文字，概括了宇宙间万物变化的原理，共111字，每字16×13厘米见方。朱熹(1130-1200年)，南宋哲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现碑稍风化，有轻度裂痕，右边中部稍破缺。此碑从翻刻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从整体碑文仍能看出朱熹字体风格古朴、笔力遒劲，气势磅礴，神韵俊逸，具有重要书法价值和艺术价值。

孙炜《台北藏手迹已册裱大名存刻石仍完整朱熹墨珍隔海相望》一文中记载了朱熹写经碑的拓片在台湾的情况。抄录原文如下：

今日翻检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画册，忽见朱熹的手书《易经》一节，与大名石刻内容相同，兴喜之余，大有相见恨晚之慨。

台北藏朱熹的写经文，名为《书易系辞》，裱装成册，36.5×61.8厘米，由收藏家林宗毅先生捐赠。从画册存录文首六字和文末五字共两页来欣赏，更见朱熹书风之雄强沉郁、凝宕古雅，其用笔粗壮有力，笔势迅疾古拙，虽无意求其工，然点画有致，笔笔得法，不见板滞，极富生机，堪称是难得一见的书法瑰宝。

比照大名刻石与台北的存世手迹，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书风虽然完全一致，但其字迹仍稍有区别，可以判定大名的刻石并非依据台北的手迹而镌。而大名石刻中弟子“蔡元定刻”四字，亦未见台北手迹，但从书风看，此四字也必定为朱熹所书。

可贵的是，由于台北故宫珍藏的手迹已经割裱成册，因此难见朱熹整张书法的概貌与整体气势，而这种缺憾，大名石刻的完整性正好加以补充，以弥补台北手迹的不足。有朝一日，台北故宫所藏的《书易系辞》与大名石刻博物馆的写经碑，跨过那道浅浅的海峡，同室展览，必定能使观者穿越时空的限制，感受朱熹墨珍的魅力所在。

明伦堂北是尊经阁。尊经阁是储藏典籍之所，也是文庙最北端的建筑，楼三楹，后壁墙上镶嵌有石刻的文昌君像，两侧有房屋各三楹，东边是五贤祠，西边是刘安世祠。1917年，将书院街尊经阁改建为通俗图书馆。

文庙的规制大致如此，在文庙东侧还有一个附属建筑，崇圣祠和节孝祠。崇圣祠供奉并祭祀孔子先人牌位的地方。祠南向，有正厅五间，前有崇圣门，左右有东西配庑，四周用墙围成一独立院落。节孝祠是旌表节孝妇女的祠堂。清代在各省﹑府﹑州﹑县各建节孝祠一所，凡节孝妇女由官府奏准旌表的都入祀其中，春秋致祭。

此外，因为文庙在城东南角，属于“离火之象”，“气郁不畅”，为了大名教育发达，除开小南门、建文峰塔等风水学建筑外，又在大名府署的仪门东侧建一座牌楼，在牌楼前方，由北向南开一直道，名景行街，以达到疏散“巽气而向离明”的目的。

3、大名府城隍庙

大名城西北有城隍庙街，但这个街道的城隍庙并非大名府城隍庙，而是元城县城隍庙，二者不可混淆。大名府城隍庙在县社辨厂旧址东南，始建于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无建筑示意图存世，结合柴续昌先生回忆录和周围群众回忆，大名府城隍庙建筑大致如下。

大名府城隍庙座北南向，占地万余平方米，最南端是大门，大门最初是圈门，因“规制弗称”，明万历十九年（1591）大名知府涂时相改建成三戟门，并将城隍庙内外修饰一新。大门内有两方石碑，上书“名有法度”和“幽有鬼神”。进大门北行，有甬道直达二门，二门北东西各有配房5间，北端是一座坐南向北的戏楼，正门从台下经过。戏楼两侧各有角门供人出入，戏楼分前后两部分，中间有透花木质隔扇。前台两大间，后台五大间。造型古朴美观，雄伟华丽。过戏楼北行，东西两侧各有10间廊房，廊内塑有大名府所管辖的元城、大名、魏县、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等八个县的县城隍塑像，均为泥塑坐像。1927年开办织布厂时候，将泥塑全部拆毁，1941年日伪大名县长又重新将城隍庙修整彩绘，八个县的城隍改为画像，两侧墙壁上有绘制了人死后在阴曹地府遭受到的种种酷刑的壁画，形象逼真，颇具匠心，看后令人胆战心惊。戏楼尽北五十米处是城隍大殿，大殿五大间，约18米长、20米深、10多米高。大殿前半部分是鼓棚，鼓棚东西两侧各塑有一列站班塑像，分别是路神、黑吉角、白吉角等奇形怪状的鬼神，神态怪异，面目狰狞，瞪牙咧嘴，张牙舞爪。大殿正中是大名府城隍泥塑坐像，形态威严肃穆，两侧站立有手拿生死簿的判官和手持钢叉的牛头马面，加以大殿内空旷宽敞，光线暗淡，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过大殿北行是寝宫大门，过大门东西各有三间配楼，这里是宫娥佣妇的住处。正北是五大间楼房，这里是城隍夫妇的寝宫，楼下中间塑有城隍夫妇二人泥塑坐像，笑容可掬，两侧放着轿，旗、锣、伞、扇等出行仪仗用具。楼上也塑有城隍夫妇的坐像，端庄安详，西侧放有象征性的日用家居，东侧放着数只大木箱子，箱子有开着的，有盖着的，里面放的是衣服、鞋子之类的，很有生活气息。墙壁上绘有反应城隍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色调明朗，颇具人情味，与大殿内的阴森恐怖气氛形成鲜明对比。城隍奶奶的塑像是木质结构，内由机关控制，老年人烧香供奉之后，因活动不便，必定会扶着城隍奶奶的膝盖站立，此时便触动了机关，城隍奶奶便微微欠身，似有点头还礼之状。寝宫东墙外，建有一所道观，北面正殿三间，东西各有配房，有门有院，具有一定规模。最后一任主持道士叫理铎，有弟子二人，主管庙内一切日常事务。

入民国来，大名县在城隍庙内，利用前殿及廊房设立利民工厂，封闭后殿前门工厂走南大门，后殿寝宫仍供城隍庙走东便门。1929年冬，国民政府废除神祠令下，在国民党县党部领导下，男女学生出的，捣毁城内各寺庙的神像，在城隍庙，女学生将城隍奶奶的小脚杂碎，表示妇女解放。南关杨某在城隍庙西院北屋还开办有私塾，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圣人训道之书。日伪时期，大约在1940年，日伪大名县政府县长李泽新将城隍庙内的各县城隍重新彩绘。1947年，国民党军退出大名后，历经拉神庙、土改等运动，城隍庙被拆除。建国后，改建为县供销合作社辫厂，城隍庙内的碑刻和石像被埋入地下。今天部分作为民居，其余作为辫厂使用。

4、普照寺

普照寺位于大寺街北头，座北南向，规模宏敞，台榭森严，殿宇辉煌，占地1万多平方米。前身是位于沙堤村东的宋代压沙寺，压沙寺内种植梨树数千株，每当梨花盛开，城中男女呼朋引伴观赏梨花，并于花下畅饮。北宋名相韩琦任大名知府时取唐人“梨花白雪香”之句，令寺僧于林间建雪香亭，供人游乐。《墨庄漫录》卷三载有压沙寺种植梨树之嫁接法。翻阅宋诗、宋词，文人墨客在压沙寺宴游诗词较多，今天魏县举办的梨花节，其前身可追溯到大名府压沙寺赏梨花的风俗。

明建文四年迁建府城时，压沙寺随城徙建，并改名普照寺。在明清之际普照寺仍是大名府一大胜地，与压沙寺一样，文人墨客题咏普照寺的诗词很多，旧志收录有文辞较佳的诗作。考证文献，结合群众回忆，普照寺建筑规模大致如下。

大寺街最北端是普照寺山门，过山门，再穿过两个过厅，东西各有禅房十多间，是出家人住宿地，在清末全寺有和尚、武僧200多人。禅房北是普照寺的中心建筑——观音大士殿，殿三楹，正中有一个二丈多高的坐台，塑有一千手观音，高约7米，通体是用檀香制成，并施以金绘，庄严亮丽，焕然一新。楼阁内外香气袭人，故又名“观音阁”，观音阁是当时城内楼阁之冠，站在城外，隔城相望，首先看到观音阁，此外是城内的八棵古槐树和东大街天主教堂的宠爱之母大堂，人称大名“三露”景观。普照寺因观音阁而俗称“大佛寺”，大寺街因大佛寺而得名。

普照寺还有藏经阁、地藏王大殿两座建筑。藏经阁由僧人慈顺、慈镰创建，所需砖石木瓦等建筑物件，全部布施而来，故而自明正德二年（1507）3月15日创建，嘉靖元年（1522）5月13 日方竣工。地藏王大殿，三楹，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冯盛世等人捐资募捐创建，地藏王菩萨两旁，分列有冥府十阎罗王。

普照寺内还有铜布袋和尚像和铜观音大士像。铜布袋和尚像顺治戊戌（1646年）铸，高四尺，像肥胖，盘膝侧足坐，眉头紧缩，大腹外露，笑容可掬，俗称“布袋和尚”。铜观音大士像与布袋和尚在一处，高低一样，骑一麈麈，俗称“四不像”。现藏大名县文化馆。

建寺以来，嘉靖、万历、顺治年间不断修补，后渐倒塌。加以藏经阁毁于火灾，寺基一半被占为民居。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大顺广兵备道恩福捐资倡修，粗具旧观。解放时已全部拆除，上世纪60年代为生产公司牲口棚，70年代为县社棉麻公司建设用地，现在原地基多作为民居，有部分建筑构件残存。

明清之际，大名府僧纲司的都纲、副纲一般由普照寺僧人担当，统管大名府佛教事宜。普照寺主持圆寂后，为表彰僧纲司主持的功德，在大名城西南，大名镇二铺村西二里，建有僧官塔（又名支提塔，指和尚圆寂后，火化后没有舍利或者将肉体入塔。），故而建塔追远，形如北京白塔，没有白塔高台塔座，就地筑起，砖砌而成，周围松柏林立，1951年拆除。

5、临济寺

临济寺遗址在大名府城外西北隅，原先是兖州同知元城县人郭汝贤建造的白衣大士庵（又称白衣堂）。清康熙初年，高僧雪岸慈和尚从南方来到大名府，道行高深，阐发佛教宗旨颇有真谛，大名知府周邦彬很受感动，决定为雪岸慈和尚建寺讲禅。大名府佛教僧众、士绅、官员，奉雪岸慈和尚为首，追溯唐朝兴化寺临济宗，将白衣堂改建为寺院，由雪岸慈和尚住持，夏季安居讲经，冬季结制参禅。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康熙皇帝敕赐“护国临济寺”额。之后，清朝皇室对临济寺恩宠有加，在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庄亲王赐匾额、对联各一，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乾隆）皇帝恩赐御校藏经一十二部，内之经柜以传永远。”

改建后的临济寺，高雅宽敞，廊庑两楹，金碧辉煌，又购置田地33亩，每年所收田租供寺院日常开支使用。后来又安设监院，便门、大鉴、大彻三大法师枯坐八年。有一山西人，在大名府经商，家资虽丰厚，但是宿根清净，常游临济寺听僧人讲经说法，遂大彻大悟，抛妻弃子，落发为僧，终生皈依佛门，法名大通润和尚。大通润和尚拿出全部资产，购置田地数顷作为香火费用，期望此举能使僧人净心修行，不用再托钵四处布施，专心弘扬佛法，寺僧遂富。大通润和尚八十岁时，其妻子儿女从山西来大名给大通润和尚贺寿，聘请戏班演出戏剧以示庆贺，前来祝贺的宾客盈门。在这之前，大通润和尚请画匠为自己画了一幅肖像，持此肖像，来到北京，以两倍的酬金恳请当时的刑部尚书张照在肖像上题字。张照没有推辞，题诗一首：“未曾见面先题像，忒煞清奇是法门；假使当年相见了，有何言语好谈论。”大通润和尚返回大名府后，将画像挂在方丈室内，见者捧腹大笑不已，一时传为笑谈。

临济寺唯一的遗物是大寺门前的一对汉白玉石狮东西两侧分列，体魄雄伟，造型古朴，浑厚大方，挺胸昂首，狮头侧歪，大方耳前叩着，嘴张似吼，前肢略瘦。石刻手法别致，与一般曲背而坐的明清石狮有所不同。石狮各重八千八百多斤，1918年11月14日，冀南镇守使王怀庆统领李阶平将铜音、铁音购置后，先用牛车运至邯郸，再换乘火车运抵北京。初立于徐世昌总统府前，后移往中央公园供人观赏,现立于北京中山公园南门口。

据《北京名园趣谈》记载：“这对石狮从外表看石色一样，但石质不同，用木棍敲击狮身，一如铁音，一如铜音。发出铜音的是雄狮，发出铁音的是雌狮。”《京华漫忆》中有文章记述：“中山公园社稷坛的一对石狮，相传雕于唐代，挺胸昂首，却不是向前看，这类造型的狮子在北京只有这一对。”据北京专家考证，这对石狮从雕刻纹理自然风化程度看，应该是唐宋时期的遗物。估计是在大街唐宋旧城出土后，由信徒购置，捐献给临济寺院，然后立于临济寺门前的。

民国初年，护国临济寺毁,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尚有残垣断壁遗存，木质佛像的断肢残腿还支撑在那里，景象十分荒凉。建国后，几乎一片废墟，往日旧观不复无存。改建成县水利局船库和预制件厂，今天临济寺旧址一部分被广播电视局占用，大部分成为清水苑小区。

6、万寿宫

万寿宫是大名城内的一处道家修行之所，旧址即今马场街南头东侧、宏济桥北的宏济桥小学，座北南向，四至范围即今宏济桥小学。因文献记载较少，碑石无存，万寿宫给人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溯本求源，万寿宫本系宋徽宗令各地建造的万寿观，历金、元、明，永乐初年与大名府同时徙建。《明天顺天下一统志》卷四大名府寺观条下记载：“万寿观：在大名府治西，元时在旧府城内，本朝永乐初徙建于此。”在明朝，大名府道纪司（管理大名府道教事务的机构）设在万寿宫。《明正德大名府志》记载：道纪司，在万寿宫。都纪：王洞澄，本府元城县人；副纪：白守璇，本府南乐县人。而到了清朝，万寿宫不但失去管理大名府道教事务的地位，而且在文献中更是难觅其踪。《康熙畿辅通志》“畿辅郡城图”中有万寿宫，位置在府城隍庙东侧，但卷九寺观条下无任何记载，而清丰县的万寿宫、清真观、万安宫等道观却有记载。《康熙元城县志》卷首“县城图”标明万寿宫在府城隍庙东侧，在寺观条下无记载。《乾隆大名县志》卷首“县城图”标明万寿宫在宏济桥北，而在寺观条下无记载。《咸丰大名府志》卷首“府城图”也在宏济桥北侧标有万寿宫，卷六寺观条下也无记载，但是南乐县的演道宫、清丰县的万安宫、开州的太淸观等道观却有记载。《同治元城县志》卷首“元城县附郭图”中标有万寿宫，位置在宏济桥北部，而在卷二寺观条下无记载。查阅《大名县宗教志》，清朝民国时期大名城的道教中心移至府关帝庙东侧的吕祖祠，已非万寿宫。

种种迹象表明，因清朝皇室崇佛，作为道观的万寿宫地位衰落，一度迁移至府城隍庙东侧，并丧失其道观的功能，在上述旧志中的寺观条缺载就是一个实证。《乾隆大名县志》将万寿宫抬一格书写，说明万寿宫与皇帝有关，是恭贺皇帝万寿无疆的场所，而不是一个普通的道观了。关于万寿宫的职能，周围居民回忆称是清朝官员迎拜的场所，还类似于现在的宾馆，曾有一位武小姐居住其中。万寿宫既然与皇室有关，还担负着一项“拜牌”的职能，大名道、大名府等官员在给皇帝拜年之前，率大小官员在这里演习朝拜礼仪，前奉牌位，恭然拜叩，以防失仪，出现大不敬。民国成立，皇帝取消，“拜牌”职能自然取消，1912年4月，即将万寿宫改建为大名县立女子完全小学校，设高级、初级各1个班，俗称“宏济桥女子小学”，首任校长是詹子沾。1924年春，又成立大名女子师范讲习所，翌年改为直隶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建国后，招收男女学生，方结束女子小学的历史。

万寿宫建筑规模，知情人回忆，在清末民初，大门居中，两侧是一排房屋，北是第二排房屋，有南屋8间，再北是过厅，左右两侧各有一四合院，再北是影壁，后面是一处三合院，三合院后面是广场，东侧有房屋，正北台阶之上是一排房屋，西北是厨房。

万寿宫何年迁建张小街，何年迁回宏济桥？张小街西侧街巷称宫里是与万寿宫有关，还是与泰山行宫有关？清末在万寿宫内居住的武小姐究竟是何人？等等。这些谜团只能待博识之人揭秘了。

7、吕祖祠

吕祖，全真教对吕洞宾的尊称。吕洞宾是唐末、五代时期的著名道士，名岩，字洞宾，号纯阳子，自称回道人，山西永乐县人。传说吕洞宾在64岁才进士及第，后来游历京城长安，遇上钟离权，点化成仙。元代封为“孚佑帝君”。从北宋以来，有关他的民间神话甚多，是八仙之一。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在南城门瓮城内始建大名府关帝庙时，就附建有吕祖祠。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大名府关帝庙迁建道前街时，吕祖祠也随之迁建于关帝庙东侧，有北屋三间，东西配房各两间。

吕祖祠除日常法事活动外，每年定期在农历七月十五日循例举办一次祭神祈祷活动。祭神祈祷活动前夕，由绅富大户出资捐助，邀请巧手纸扎工匠数人，在关帝庙院内，扎起一艘十余米长的大纸船，船上扎有两层楼房，门窗内有纸剪的各种人物花草，船甲板上扎有数十个立体纸人，如小鬼、判官、男女亡魂，船头上站立一个较大的纸人“阴阳判官”，其脸部一边用白有光纸、一边用黑有光纸，糊成黑白各半的阴阳脸，双手拿着“生死薄”，形象威严，个个纸人栩栩如生，船周围还放着扎糊好的数十只荷花灯，整体造型颇为壮观。十五日白天整天作法事活动，道士们分班轮流念经。凡是在大名城居住的军政商绅各界外地人，近年有亡故亲人好友的，都要具备供品香烛，并将亡故之人的姓名、年龄等列一清单，一并交给道士，予以超度。晚上七八点钟，众道士身穿法衣，手持乐器，列队将纸船送到西城外焚烧。

清朝民国时期，大名城道教以吕祖祠为最，吕祖祠替代万寿宫管辖大名城道观事务。民国《大名县志》记载吕祖祠著名道士有宋宇秀。宋宇秀，大名县孙甘店乡南石冲人，学道吕祖祠，不讲修炼之术，专意经史，喜好与宿儒老师来往，交游文人墨客，不与品行不端之人结交。当时的大名县拔贡颜崇善、南乐县进士武勋朝凡是来大名府城，皆在吕祖祠住宿，宋宇秀持弟子礼。光绪末年去世。宋宇秀的弟子康某某是吕祖祠的主持，武术较好。民国时期，城内遇有法事活动，众道士身穿法衣，手持乐器，列队出游大街，少则二十多人，多则三四十人，边行走边演奏。前有主持康某某，边行走边挥舞飞刀或链子锤，出神入化，满街观众皆大声喝彩，气氛异常热烈壮观。

康某某弟子崔理贤是吕祖祠最后一位主持。崔理贤原在馆陶县学道，1920年前后赴北京进修，二年后受戒，因成绩优秀，获赠纺绸道袍一件。回大名后，即作吕祖祠主持，并协助师傅康某某管理全城道教事务。1954年理贤去世后，吕祖祠道教活动也告结束。随着破四旧、“文革”等，吕祖祠旧貌荡然无存。

8、元城县文庙

元城县科举在大名府各州县中为第一，明清两朝英才蔚起，据统计有进士35人、举人156名。文教之盛与元城县文庙密不可分。元城县文庙位于羊市街北头路北，座北南向，为别于大名府文庙，俗称“北文庙”。

明永乐初年（1403年）自故城徙建，面积几乎与大名府文庙等同，分两大段，东大段10亩多，通往北大街和羊市街，西北还有一小段，2.5亩。经过多次修建，元城县文庙建筑布局略有变化。古代官学学宫，依循左庙右学之制，左为孔庙，右为学宫（即明伦堂）。元城县文庙最初遵古制，后不知何故，改为东学署、西孔庙。见康熙、同治两《元城县志》学宫图。

孔庙正南是影壁墙，影壁两侧各开有两个门，取儒家“仁、义、礼、智”道德观念，东名礼门、西名仪路。过影壁北行是棂星门，为牌楼式建筑，北行中间有砖砌甬道，过泮池、戟门直达大成殿。泮池东侧是名宦祠，祭祀晋朝元城县令乐广、唐朝张志文、明朝兵备道卢象升、梁忠清，直隶巡抚于成龙、朱宏祚、赵宏夔、郭宏祚，大名知府吴允谟、元城知县王辉。泮池西侧是乡贤祠，祭祀明朝工部郎中董芳、吏部侍郎董复亨、叙州知府陈绶、平凉同知钱通、陕西按察司刘瑜、进士张瑄、廪生张梦维。戟门左右各有房屋三楹。经戟门北行是中心建筑——大成殿五楹，居于九级高台之上，内供奉孔子。大成殿前东西两侧各有房屋五楹，名东庑、西庑，明清时期元城县凡是秀才及以上的读书人的牌位密密麻麻罗列其中。

学署原来在孔庙西，后移到孔庙东。学署最南端原来建有文峰壁，后拆除。文峰壁北是影壁，影壁北为大门，大门之上建有魁星楼，大门东是敬一亭。再北行，西侧是刘忠定公祠，忠定公是北宋文学家刘安世的谥号，祠西有小门通往孔庙。刘安世祠原来在文庙西，年久失修，荒废。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元城知县冯缵京迁移到此地，建有堂屋三楹，南有大门，冯缵京捐献出俸银的一半作为建造费用，其余部分由县庠生苏芸赞助。刘安世祠正北是二门，二门三楹。二门东侧是训导署，大门南开，前后两处四合院，前院是办公区，后院住宿区。二门北是明伦堂，明伦堂前原来有东、西斋房，后拆除。明伦堂北是教谕署，也是一处四合院，教谕署东是空地。

文庙东有崇圣祠，偏东有节孝祠，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教谕杜清远、训导崔光典捐俸禄创建。在文庙西北部，原来有魁星楼一座，明万历十年（1582年）七月动工兴建，次年六月竣工。魁星楼本系元城知县蔡时鼎为县学聚气，祈求文风昌盛，采纳行家建议所建，竣工当年即中进士二人，一时士子向学，科甲大盛。楼下祭祀文昌帝君，后迁至城南。魁星楼历经风雨飘摇，因文献缺载，不详何年倒塌，后改建在县学大门之上。

1914年，元城县废入大名县，文庙同时亦废。1920年改作大名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分校，临近北大街部分地段还做过警察局，建国后为县食品公司。现在旧貌无存，大部分辟为民居，惟有一通碑记尚存。

9、元城县城隍庙

元城县城隍庙坐落在北城隍庙街中段，为别于大名府城隍庙，俗称“北城隍庙”，始建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北城隍庙街名称的来历是因元城县城隍庙在此而得名。北城隍庙是相对于南城的大名府城隍庙而言的，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若因考据不慎，指称大名府城隍庙在北城隍庙街，那将是笑谈。

明永乐初年，元城县自故城徙建的时候，没有建造城隍庙，而是附祭在大名府城隍庙，祭拜的时候先大名府然后元城县。因此，元城县不但不能专祭，而且还时常受到讥笑嘲讽，故而元城知县多次谋议营建城隍庙。此外，元城县有一个民间传说：元城县历史上，有位知县叫贾永年，居官清廉爱民，不幸染病，死在官署。许颖任元城知县后，贾永年托梦许颖，说：“我今为城隍，血食兹土。”基于这个荒诞不经的梦境，明崇祯十二年，许颖捐出俸银，借机在元城县文庙西南空旷地带创建城隍庙，全县民众不分男女老少也纷纷踊跃捐输，使城隍庙顺利建成，不再附祭大名府城隍庙。贾永年的事迹虽然无从查考，但他居官正直清廉，为民众仰爱，人们把他作为神祗来祭拜，也在情理之中。

元城县城隍庙坐北向南，有大门、二门、两廊五楹、大殿五楹、寝殿五楹，形制巍峨壮丽，可与大名府城隍庙堪称伯仲。路南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戏楼，与路北城隍庙的大门隔路相望，进大门，穿二门正北直达正殿，正殿之后是寝殿，东西两廊各有五间配殿。配殿内的墙壁上绘有人死后在阴曹地府遭受种种酷刑的壁画，形象逼真，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促使人心向善。塑像有路神、黑吉角、白吉角等鬼神，神态怪异，面目狰狞。正殿中间是元城县城隍泥塑坐像，庄严肃穆，两侧站立有手拿生死簿的判官和手持钢叉的牛头马面。寝殿是城隍夫妇卧室，内部摆设与大名府城隍庙一样，都是一些生活起居的物件。

城隍庙西侧有一座吕祖祠，是一小型道院，主持道士主要负责管理城隍庙事务，兼为他人做一些法事，法事收入可以维持生活所需。最后一任主持道士叫理敏。

城隍庙自营建以来，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曾大规模重修一次，剩余的400余吊铜钱存放当铺，所得利息作为日常修缮基金。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过境，当铺受到冲击破产，基金丧失殆尽。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吴大镛任元城知县，照例拜谒城隍庙，目睹庙宇丹青剥落，屋瓦倾圮，杂草丛生，庙务几尽荒废，遂力主捐资重修。因民众财力拮据，倡导捐资难以实行，吴大慵出俸银维修，又拿出400吊铜钱作为日常修缮基金。考虑到主持庙务道士的日常生计问题，又筹资150吊铜钱，以其利息作为道士日常花费之用。

1929年冬，国民政府废除神祠令下，城隍庙遭到破坏。1947年2月，国民党军退出大名城后，人民政府开展破除封建迷信，在“拉神庙”等运动中，城隍庙难以幸免，道士难觅其踪，砖瓦、木石荡然无存，庙基多辟为民居。今天城隍庙旧基之上，信众建一小屋供人祭拜，往日建筑规模渺不可寻。

10、元城县关帝庙

元城县在古城内官方建造的三座大型寺庙，除前述的文庙、城隍庙外，就是位于满洲街北端路东的关帝庙了，为别于大名府关帝庙，俗称“北关帝庙”。整座关帝庙周围为红墙，庙顶为深绿色釉瓦，造型古朴，庄重精巧，气势雄伟，规模形制丝毫不亚于大名府关帝庙。因文献失载，碑石无存，始建年代不详。

元城县关帝庙座北南向，占地四千多平方米。南为大门，门上建有一座雄伟壮观的戏楼，戏楼两旁各有角门供人出入，东西配殿各有三楹，正中大殿五楹，内供奉关羽，关平、周仓陪侍两侧。经过历次运动，这座庙宇也难逃被拆除的命运，今天，大部为民居，在最南端原大门旧址，盖有半间房屋大小的地方，供奉有神像，以存旧迹。

以元城县关帝庙为轴心，是一处寺庙群：东数米远有一处土地庙，门、院、殿齐备，为一座中型庙宇；庙北墙外紧邻有一座大型观音庙，有大门、院落、配殿、廊房、大殿等建筑；观音庙紧邻偏西有一座一进三院落的大型老爷庙，北靠城墙根，因地处偏僻，香火不盛，两位主持道士依靠刮盐土，淋硝盐维持生计，1927年后，道士弃庙离去。

除南北两处关帝庙外，古城内还有九座关帝庙，其中两座比较奇特。一在马场街，俗称“双关帝庙”，为中小型关帝庙。有大门、二门、东西配殿、大殿，大殿内塑造有两位关帝神像，均为坐像，一文一武，武关帝披甲带盔、红脸长须，文关帝扑头绿袍、金面长须。形则文武，实系象征一生一死。大殿外有长联一副：汉封侯清封大帝，生为将死为正神。另有一说，是在同一座庙中建有两座关帝庙。因此庙过早被拆除，一座庙宇供奉两位关帝，究竟是何原因，真相已无法考证，永远是一个难解的谜团了。二在南寺胡同街通往大寺街东西胡同内，坐北向南建有一座骑马关帝庙。庙仅一间，内塑关羽顶盔贯甲骑马提刀，一侧关平一手持剑一手托印，一侧周仓持锏怒目而立。庙外立有一根八米高的旗杆。此庙虽小，但造型奇特，耐人寻味。

在西大街还有三座关帝庙：西大街路南正对羊市街口，坐南向北有一座小关帝庙，院内有一口井，井壁有一小神龛，俗称“庙中有井，井中有庙”。紧对油坊街口路南有座小型关帝庙，建有大门、院落、大殿，庙中有水井。西大街宏济桥南出口东侧，座北南向也有一座小型关帝庙。

在南瓮城内，大名府关帝庙迁移至道前街后，这座关帝庙成为大名县关帝庙，由大名县按时上祭，后来，成为了山西会馆的产业，庙中有一铜质关羽坐像，高三尺。此外，在玉带街西端有一座座北南向的关帝庙，在西瓮城墙外也有一座座北南向的小型关帝庙。泰山行宫大门内左侧一间殿堂内也供奉关羽，虽附属，但也算是关帝庙。

以上关帝庙，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均荡然无存，惜其旧址尚可辨识，还不至于徒发踪迹难觅的感慨。

11、观音堂、白衣庵并四瓮城庙宇

观音堂是女佛教徒修行的场所。人们通常把佛教徒分为四众弟子，其中出家后受过具足戒的女信徒叫比丘尼，通常称“尼姑”，她们的修行场所一般俗称“尼姑庵”。大名城内仅有一座尼姑庵，名“观音堂”，坐落在南寺胡同接壤处，坐西向东，大门紧对道前街西口，是一处较大型的尼姑庵。一进二的院落，有正殿、配殿，还有数间禅房，供尼姑们食宿之用。观音堂由尼姑主持(剃光头，不留发)，而人们习惯把“尼姑”俗称“姑子（音得）”，观音堂也被世人称为姑子堂，慢慢讹传为“姑子台儿”。观音堂旧址现在踪迹全无，全部被民居所占。

白衣庵是女道教徒修行的场所。人们通常把女道士称为“道姑”，民间也俗称“姑子（音得）”，把她们出家修行的道观也称为姑子庵。同样，大名城内也仅有一座姑子庵，名“白衣庵”，坐落在西大街刘家花园内路东，坐东向西。白衣庵有门有院，正殿三间，厢房三间，主持人是留发戴道冠的女道士，常住有二人，有时候三四人。白衣庵旧址现在踪迹全无，沦为民居。

观音堂、白衣庵的尼姑、道姑们深居简出，轻易不抛头露面。她们的生活来源很简单，一是有时候被人请去念经做法事，会得到一些财礼，二是靠施主施舍和外出向绅商富户化缘求助(乞讨)，或到官宦府上求太太小姐随喜施舍。此外，她们也懂得一些医术，为人治疗一些小疾小病，也可得些收入，补贴生活所需。这些尼姑、道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在城内活动，都是五十多岁的老人，后不知去向。

大名城四座城门之外还有四座瓮城，瓮城的设立，既是战略防御上的需要，从风水角度讲它还是“藏风聚气”的需要，在内外城门之间有一千多平方米的空间内分别建有四座中型庙宇，佑护大名城平安昌盛。东瓮城建有东岳天齐庙，为一座中型庙宇，坐东向西，庙大门正西对着内城门。有大门、院落、正殿和配殿，有廊房四间。南瓮城内建有一座关帝庙，也是一座中型庙宇，坐南向北，关帝庙大门正北对内城门，前有所述，这座关帝庙原先属于大名府关帝庙，后迁建道前街后，改为大名县关帝庙，由大名县官员按期上祭。此外，据老人讲，这里还是山西会馆。西瓮城内建有一座岳王庙，坐西向东，庙大门也是正东对内城门，西瓮城外还有一座坐北向南的小型关帝庙。北瓮城内建有一座中型玄武庙（有说是南顶老爷庙），坐北向南，庙内还有一座奶奶庙，庙大门也是正南对内城门。这四座庙内都住着一二位火工道人专行香火法事，兼管庙内一切杂务，除南瓮城的关帝庙由大名县政府每年给付一定经费外，其他三座庙宇的道士其生活来源依靠化缘和香客舍施维持。1945年，建立大名市，为防止日寇再次侵占大名城，组织群众拆除城墙，瓮城和庙宇受到损失，在第二、第三次拆除城墙中，被一并拆除，道士离去，不知所踪。

12、成氏祠堂

大名成氏的先祖系明初山西洪洞迁民，始祖成兴占籍大名县旧治乡宋曲村，后世遂称大名人。成氏祠堂，俗称“成家家庙”，位于北大街路西，为清顺治首辅大臣成克巩建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

成氏祠堂面积仅五分左右，临北大街为大门，大门为歇山式屋顶，两侧有两尊汉白玉石狮子，高约2米，呈坐姿状，雕刻精美，生动传神。“文革”中被砸毁，石子用于铺设路基。进大门西行不远，北即为成氏祠堂，祠堂五楹。拾阶而上，祠堂内摆设有成氏历代祖宗神主牌位和成基命画像，族人按时祭祀。成基命画像为坐像，真人大小，带乌纱，着明代官服，面目慈祥，与史传所载成基命“性宽厚，每事持大体”相符。1953年，成氏祠堂改作大名镇城关供销社，成基命画像被成氏后人携去珍藏。1968年，祠堂被拆毁。今地址尚在，改建为民居，原祠堂旧貌无存。

大名成氏，在明清时期是大名府的名门望族，成基命、成克巩父子在明清两朝为首辅重臣，其后子孙累世仕宦，从无间断，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文化世家。

自成兴迁徙大名以来，成氏就以科举为业，诗礼传家，走传统的读书出仕的道路，但仅有四世祖成实，通过科考任职淮安府通判，五世祖成就以明经做官应天府经历。至八世，成基命高中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取二甲第十九名，改翰林院庶吉士。累官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改掌南京翰林院事。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以成基命为杨涟同门生，受累东林党，落职闲住。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为首辅重臣。时明末内外交困，成基命以一身系天下安危，危难辅政，勤施于国，力挽狂澜，扶危定倾，劬劳不遑宁处。次年九月，遭阉党温体仁、周延儒排挤，称病回家，五年后，卒于家，赠少保，谥文穆。有《云石堂稿》存世。

成基命第三子成克巩，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中进士，三甲第六十七名。满清入关，经左庶子李若琳推荐，成克巩仕清，授国史院检讨。后历任吏部尚书，内秘书院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少傅兼内国史院大学士，为四辅臣佐政，与巴额同为首辅，权重顺治康熙两朝。在任，励精图治，顺治帝美誉其“太平宰相”。康熙三年（1664年），成克巩盛满而退。

此外，成克巩还是史学家，书法家，其遗存的书法作品自然率真，非常珍贵。他署年八十一岁的一帧册页，老辣古朴，颇有颜真卿遗韵，可谓经典之作，读之让人“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奥。成克巩晚年于宅院中修筑耄学台，日读书其中，著有《清慎堂集》十二卷等，《伦史》编入四库全书。

成基命回乡后，本想在大名府城内创建成氏祠堂，因病没有成功，嘱咐成克巩营建。成基命卒后，按照惯例应建立成基命祠，因时局动荡，成基命祠也没有建成。成克巩告病还乡后，康熙皇帝赐予资金，修葺宅邸，在旧宅东侧建成氏祠堂，祭祀历代祖宗。又在大名府文庙东侧的刘安世祠堂前建成基命祠，前后二堂，左右为廊庑，专祭祀成基命。

成克巩建祠堂时，购置地基是原礼部一陈姓官员的故宅，门前有座董家牌坊正冲祠堂大门，不利祠堂，必须拆除。而董姓家族式微，后人不知所措，成克巩邀请董家后人前来，以不会毁坏牌坊相告。于是改建祠堂大门，后来在维修祠堂的时候连带牌坊一起修葺，时人称成家有厚德。